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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乐器种类繁多、历史久远，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二胡，是我国流传很广的民族拉弦乐器。在古代中原的汉族人民把居住在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对他们所用的乐器、音乐以及服饰等等都冠以胡字，诸如胡箜篌、胡笛、胡舞、胡服等。胡琴也是如此。它在中国音乐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是由古老的拉弦乐器奚琴（裕琴）、马尾胡琴（胡琴）不断演变、发展并派生出来的一件发音柔和优美、音乐表现力强、民族民间音乐风格浓郁的拉弦乐器。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今的二胡演奏艺术，蜚声国际乐坛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欢迎和喜爱。
刘德波先生认为：“奚琴—稽琴—胡琴（马尾胡琴）—南胡—二胡，是中国二胡源流及发展的重要线索，二胡的鼻祖乃是一千年前的奚琴”沿着这样的思路再次输理二胡发展的脉络。
一、二胡历史的发展演变
1、唐代时期
按《现代汉语词典》：胡，古代称来自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东西，也泛指来自国外的东西，如胡琴。因此，古称胡琴实际上应是泛指少数民族或外来的弹拨乐器。二胡始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最早发源于我国古代北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胡琴古以嵇琴称之，亦称奚琴，乃由紫檀木为筒、以赤链蛇为琴皮、弓弦乃由马尾所制、其琴杆、琴头、琴轴、琴马均也以木制之，是中国胡琴类拉弦乐器的前身。据宋代音乐理论家陈旸考证，唐代出现的奚琴就是我国东北地区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别称为西奚族人所用的一种乐器。蒙古汗国早期，在许多隆琴亦称“滩琴”，系胡琴的一种。
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曾写到：“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胡琴铮纵指拨刺，吴桂美丽眉眼长”。另据宋代音乐理论家陈旸的《乐书》记载：“唐玄宗朝，女伶郑中丞善弹胡琴，昭宗末，石善胡琴。即琴一也，而又善扬。然胡汉之异，特其制度珠耳。” （陈旸系11世纪的人，《乐书》于1099年编成、是时，奚琴尚在，故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奚琴（稽琴）这件古老的拉弦乐器依然保留下来，并且广为流传。在日本的《拾芥抄》中，引自《乐器名物》有这样的记载：“奚琴二张，（一张无弦，一张二弦），天庆九年四月定。”日本天庆九年，即公元946年，是我国的五代时期。因此，从奚琴传入日本的年代可以看出，奚琴至少在唐代就已广为流传。在朝鲜《乐学规范》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奚琴是胡中奚部所好之乐”从以上不同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奚琴是由奚族传人中原的说法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处得到了证明。我们的祖先，在奚琴（稽琴）演奏技艺、水平方而是很高超的。
2、宋代时期
宋代末学者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这样记载：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它已是很盛行的拉弦乐器，被列为教坊乐队的主要演奏乐器之一。在《东京梦华录》卷九和《武林旧事》卷一、卷四巾都有过记载，并且在教坊中演奏裕琴（奚琴）的人数己经超过犷演奏琵琶的人数。说明稽琴在宋代得到重视并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在宋代陈元靓《事林广记》中有这样的一记载：“稽琴本稽康所制，故名稽琴，二弦，以竹片轧之，其声清亮。”那么，稽琴又为何称奚琴呢？在《晋书·稽康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稽康本来姓奚，后居稽山这侧，因改姓稽。‘奚’字多有奴仆之意，又以名不雅似，故宋人多用‘稽琴’之名。”据陈旸的《乐书》记载：“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也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在宋代欧阳修的诗中可看到对奚琴有相似的描述“奚琴太出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落”。宋代大学者沈括在《补笔谈。乐律》中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 这可以看出徐衍在当时楼琴断了一根弦的情况下，能够用仅有的一根弦奏完全曲，说明了他在当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较高难度的换把演奏技艺。后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记载“马尾胡琴随汉东，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去中雁，归雁如今不寄出。”说明早期它仍处于弹弦乐器向拉弦乐器过渡阶段，到了宋代中期，稽琴已广泛以马尾做弓拉奏了。这种用马尾代替竹片擦弦发音的乐器，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是拉弦乐器向前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3、元代时期
元代《元史。礼乐志》所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顾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进一步阐述了胡琴的制作原理。元代，胡琴常用于宴乐，在蒙古族的祭祀和军队里面的使用也比较普遍。在《内蒙古历史概要》中记载：“在12世纪至13世纪时，乐器及舞蹈艺术已出现了……有锣、拍板及祭祀时奏的忽兀儿。”在张星_L所译《马哥李罗游记》中，讲到公元1268年蒙古军队中的情形时写道：“靴靶人又有一种风俗：当他们队伍排好，等待打仗的时候，他们唱歌和奏他们的二弦琴，极其好听。”上述的忽兀儿和一二弦琴，是指胡琴种类的拉弦乐器。此外，胡琴还用于蒙古族的一些民间合奏之中。所采用的拉弦乐器有胡琴、轧筝，弹弦乐器有筝、琵琶、浑不似等等。
元代诗人杨维祯曾为著名蒙古族胡琴演奏。张惺惺写了一首诗，从中还可以看出当时演奏胡琴的技艺之高超，音乐艺术的造诣之高深。诗中道：“惺惺帐底轧胡琴。一双银丝紫龙口，泻下骊珠三百斗。划焉火豆爆绝弦，尚觉莺声在杨柳。神弦梦人鬼江秋，潮出摇江江倒流。玉兔为尔停月白，飞鱼为尔跃神舟。西来天宫坐拷佬，羌丝啸惆听者恼。”有关胡琴的形制特征，在元代《元史·礼乐志》中有过这样的记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披之，弓之弦以马尾。”另外，在敦煌榆林窟第十窟中的元代飞天中，也已经发现了手持胡琴的图画。
4、明代时期
到明代，胡琴加上了围定弦长的千斤，已与今天的的形制大体相同。自明末以后拉弦乐器崛起，成为音乐活动（特别是戏曲演出）中的主奏乐器，演奏的技巧已相当高超，展示了特有的魅力。但在传统的音乐体系中，二胡等弓弦乐器的地位还是很低，而且主要用来伴奏，很少作正规场合的独奏，更没有专为二胡写的独奏曲。再从明代《麟堂秋宴图》卷中所见使用的胡琴来看，已经是卷颈龙首、马尾琴弓夹于两弦之中拉奏，也有千斤，与现在龙头二胡的形制特征是比较接近的。随着戏曲音乐的兴起，胡琴的流传越来越广。
5、清朝时期
清代李调元《剧话》（初刻于1784年）有这样的记载：“胡琴腔起于江右，今世盛传其音，专以胡琴为节奏。”随着胡琴的广泛流传和各地区地方戏曲的兴起与发展，民间艺人们根据各地的地理环境、语言特点、风俗习惯等等，不断创造，逐步繁衍出许多色彩、功能、形制各异的胡琴。这些胡琴在各地方的戏曲、曲艺、民歌、小曲以及民间音乐的合奏中，始成为民间戏曲伴奏和乐器合奏的主要演奏乐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6、近代时期
到了近代，胡琴已发展为近6个品种的弓弦乐器的大家庭：如京剧伴奏中的京胡、豫剧和河北梆子中的板胡、广东音乐中的高胡、河南曲艺中的坠胡、沪剧中的申胡、越剧中的越胡、蒙古族的马头琴、维吾尔族的艾捷克等等。而其中流传最广、使用最多的就是二胡，民间也有称为南胡、二弦、嗡子和胡胡的，名称虽多，实际上都是同器异名。整体结构通常由琴头、弦轴、琴杆、千斤、琴码、琴筒、琴弦和琴弓八大部分构成，琴筒蒙以蛇（蟒）皮，筒上装木制琴杆，杆顶设二木轸，木轸至琴底张弦，以竹张弓，马尾纳二弦间。
近百年来，二胡加快了改良的步伐，如将丝弦改为钢丝缠弦，木轴采用机械转轴等。目前普遍使半个多世纪以来，二胡演奏水平已进入旺盛时期。刘天华先生是现代派的始祖，他借鉴了西方乐器的演奏手法和技巧，大胆、科学地将二胡定位为五个把位，从而充扩了二胡的音域范围，丰富了表现力，确立了新的艺术内涵。他还将二胡纳入教学之中，设立了二胡专业，编写了最早的二胡教本和一套练习曲，创作了《病中吟》等10首二胡独奏曲，开创了二胡艺术的新纪元。由此，二胡从民间伴奏中脱颖出来，成为独特的独奏乐器，也为以后走进大雅之堂的音乐厅和音乐院校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民间音乐发展很快，为了大力发掘民间艺人的艺术珍宝，华彦钧、刘北茂等民间艺人的二胡乐曲经过整理被灌成唱片，使二胡演奏艺术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涌现了张锐、张韶、王乙等为代表的一批二胡教育家和演奏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又培养出了新的二胡演奏家惠芬、王国潼等。二胡作曲家刘文金的《长城随想曲》等将二胡的性能超常发挥，并刻意创新，使二胡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异彩。
二、“二胡”名称由来
至于“二胡”这一称谓的出现，已有不少探讨。
1、“二”的内涵
看来二胡之“二”早已内含本身结构之中，此种“内含”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基本核心是“和”，“和”之意，一为两物对比求其统一，二为两物相和而求同一，二胡之结构意识，极具此种韵味，此其一;中国古代道家根本思想为“易”，何谓“易”揭语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天人合一，统一、同一，而相生万物，归朴自然，“二”为其根本数。二胡之结构目的，又极具此种神理。此其二。看来，二胡之“二”，不仅仅限于局部形式，也不仅仅限于某种背景意义，更重要的是其结构模式早已涵盖特定的审美情趣与哲学思想。同时“二”是以它与高音类胡琴相比而言，高胡比二胡定音高四度或五度。又有说其应用于京剧中，是在京剧传统伴奏形式中排列在第二个席位的胡琴，以及以它的音高效果对比京胡来看，所以有“二胡’之名。
2、“二胡”名称由来
民间尚有“二嗡子”之说法，有人记为是清代末南方民间艺人所取，概因二胡张有二弦，且擅长模拟鸟鸣虫叫之故;又有‘二弦，区别于四弦”之说;还有“二弦”，因其子弦别称二（儿）弦之谓。以上分解图例为当代二胡之必备部件，显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二胡是按二或二位数进行分解构造的。不过，对于“二胡”这一称谓较确切的记录可以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中找到。这本书记录的年代是从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宣统三军（1911年），其中众乐器之部收录的明清以来各地方音乐，地方戏曲常用的民间乐器有：板胡、板提，南三弦，北三弦、梆胡、广胡、二胡、四胡、潮提（椰胡）等，可见“二胡”这一称谓出现最迟不应晚于1911年。
三、二胡社会地位的发展演变
纵观二胡近1500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二胡三杰（刘天华、华彦钧、吕文成）的崛起为分水岭，其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卑微的传统期
在封建时代的漫漫长夜里，历代统治者眼里的胡琴是一件粗鄙的乐器，不能登大雅之堂。虽然《明史6乐志》曾记有洪武元年（公元4$&7年）建国庆典宴会上，乐手以胡琴、琵琶合奏《四夷舞乐》，但从目前有据可靠的史料里，相比琵琶、笛子等弹拔、吹奏乐器频频出现在宫廷宴乐里，类似有关胡琴的记载实在较为鲜见。而由于其制作简便、成本低廉、方便易携等特性，二胡作为胡琴类乐器的代表，相反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但也长期局限于为戏曲、说唱、歌舞、宗教音乐伴奏和参与某些小型传统乐队的合奏，以及一些地位低微的民间艺人用以谋生的工具，因此，二胡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视为是“叫花子的乐器”而沦落街头。
2、辉煌的现代期
随着封建社会在上世纪初的崩溃解体，音乐文化的环境也进入了历史性的转型期，以“二胡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二胡艺术酷爱者和演奏家，紧紧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推动二胡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主要有三大标志：一是从伴奏的“配角”上升到独奏的“主角”，自1945年以来，现代二胡开宗立派的大师刘天华先后成功创作出《病中吟》、《月夜》、《良宵》等十大二胡独奏曲，成为二胡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光辉篇章，同时又巧妙借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的创作手法和演奏技巧，极大地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使之彻底从民间伴奏中脱颖而出，成为可登音乐会大雅之堂的专业独奏乐器。
四、二胡教学方式的发展演变
1、早期的口耳相传方式
从早期的奚琴到近代民间大量流传的二胡，学习方式都是民间自发性的口耳相传，或者是乐府中师徒相传，完全是一种经验传授，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效率低下，对推动二胡的发展的力度有限，也制约了二胡的流传速度。民间人们学习二胡的目的很多是为了谋生，作为街头艺人卖唱的工具。
2、现代的教育专业方式
二胡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正式进入高等学府，从街头艺人卖唱的工具一跃成为音乐教育的正规专业，成为高等学府的专业教育，自此把二胡的创作、演奏和传承，逐步推向一个教学相长、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品的提高，在艺术修养上的需求日益增加，二胡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也非常高，作为中国民乐的典型乐器，虽然还多采用讲解、演奏、模仿、二度创作的方式，组织形式灵活，教学效率大大提高，带动二胡的普及和繁荣。通过现代传播技术将二胡艺术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被灌成唱片流传到海外后风靡全球，二胡在海外几乎成为中国民乐的标志性符号，史无前例地为中国民乐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如果说以往二胡以演奏慢速深沉、中速抒情旋律为长的话，如今的现代二胡演奏技术则进一步挖掘了二胡的快弓技术，以高速运弓、刚中含柔、快中见长为特征的快弓完全可与小提琴媲美。上世纪4"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全球化背景下，还出现了一些有意与传统风格拉开距离的现代演奏技法，基本特征是力求打破独奏旋律在调式、调性方面的完整性和鲜明性，以其“诡谲”的“语法”追求绚丽的色彩，如谭盾在《双阕》中，以“不是传统的耳朵”所习惯的音调、语汇表达了“反叛”的乐思，何训田的《梦四则》全部以长颤音、大跳音、滑音等指法和破碎的旋律片断，展示了二胡多样化的独特音色。这些虽未成为主流，但使二胡旋律冲出了传统的桎梏，体现了对演奏技法大胆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经历了唐、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逐步演变和发展而形成的二胡，直至近现代才真正在演奏技术技巧、演奏艺术、教学科研、乐器改革、乐曲创作、学术技术理论研究等方面，开始全方位地走向世界音乐艺术之林。总结二胡的发展过程中，也深刻感受到，二胡这件乐器是在不断的流动、吸收、融合和变异中延续着艺术生命的，二胡本身就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的长期交流的多元综合过程中发展过来的。纵观二胡的发展演变，近一个世纪以来，远远超越了千余年的积累，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昭示出这件民乐瑰宝所具备的无穷魅力和巨大潜力，仍有待后来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二胡艺术唯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师法传统而又不墨守陈规，借鉴西方而又不全盘西化，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与坚守根本的和谐统一，才能流芳溢彩，常盛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