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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4 月8 日晚，上海音乐厅的”王乙教授教学生通6o 周年纪念音乐会”盛况空前，以闵慧芬为代表的8 名不同年龄层次、并夭南地北的弟子，轮番登台，一展技艺。可谓之高足角立。面对，如潮的鲜花与掌声，已走过8O 年生命行穆和6o 年苦心拼耘的王乙先生，依然一派仙风道骨、谈泊储雅的形神。达到了一种“八十遇文王”、荣辱不惊的境界，他那度削的身躯。却使人感到犹如一裸枝繁叶茂的大树。生生息息，令人油然有种高山仰止、肃然起敬之感。
面对这裸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仍能参夭屹立、蔺泽后人的大树，不禁使人想对他的艺术年轮和叶脉根须作一浅探。但以我这学生辈的人来说，面对这一命皿，很可能会力不从心，难免会挂一汤万的。所幸的是，我在上音附中的6 年学习生握，正是王先生主持民乐科工作年富力强、继往开来的角盛时期（196Oee1966 年）。他对我们来说，已不是一般愈义上的师长之严和知遇之恩了，他是民乐界一位夭生地造、不可多得的教育良材。
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但对王先生来说，是“高徒显名师”。几十年来，除阂态芬外，他门下各代学生也已先后在各大赛或各盆耍岗位上获奖、夺冠，这绝非是“守株待兔”的俩然结果，而是一个科学合理教育体系的必然产物，是一个耐人导味并值得探究的课题。
我们仿佛穿过时间隧道，粉到1937 年的苏南大地，一介布衣青年王乙，身背胡琴，手提行浪，从吴县乡村师范大门一步一步向粉没不可知的前路，朝我们走来。这是一条整整走了6o 年的坎坷道路。6O 年尘埃落定为民乐界造化出一位杰出的二胡师表。
一位优秀教师的谁生，甲人得其事，事得其人。这也许是造就今日之王乙的原由吧。有当教师之才，不一定有当教师之心，有当教师之愈。不一定有当教师之德。正可谓“艺高为师，身正为表。”从宏观上说。各领域成器之才，除“夭时、地利，人和”外，“人得其事。事得其人”的天然双向选择是重要的因素。每逢具备了这一要素，历史便会为人类、为社会奉献出杰出的人才。
王乙先生从吴县师范开始学教育（并师从二胡一代宗师陆修案先生）至今的一条轨迹。清晰表明他必然成为一位从本质惫义上说的典型教师。2o 余年在中小学的任教，从感性经验到理性认知上为日后教授专业院校二胡其定了厚实的根基，定格了他以教师为天职的心理自觉性。5O 年代初，王乙先生被选为上海国乐联谊会常委时，也顺乎民意，他顺理成章地主持T 学术工作，这一履历无疑是他进入上音任教前的重要前弃，是向专业化进化的必要洗礼。
1956 年，王乙先生受聘任教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大学教师在5o 年代就是一个受杜会茸条的职业。然而1957 年，他除了在大学部兼课外，却主动提出正式调到附中工作。从一个高等音乐学府“自沉”到当时无论从教学硬件还是软件都处于残缺不全的雏型阶段及师资生涯都十分薄弱的附中民乐科去，这在过去或现在的市场价值观来说，都是超凡脱俗的，这也是一种使命感的驱使吧。
然而，正是这一个人历史性的转折和定位，他从此投入了全部的心智和辛劳。艰苦开拓，硬是把一个民乐。特别是二胡的人才基地在附中园内建成，牢牢把住了民乐人才从12 岁到2o 岁这黄金年龄段的关。这种t 个人所谓名利身价于度外，超越自我去探导真正的民乐及二胡教学规律的人是可称之为圣徒的，只有这样的圣徒方可取到艺术真经，也只有这样弃狱的人才会真正在个人和事业上取褥成功。
教学的前瞻性
一个学科课程上的设t ，直接关系到培养出的人才能挑起未来重任和适应长远发展的播要。王乙先生无疑是贺绿汀院长一手向民间，一手向西洋学习教学思想的身体力行者和创造性工作的典范。
他主持编制了民乐各专业、各级别教学大纲，收入了从古今中外到民间、戏曲的音乐作品，并以五线谱印制，还争取到民乐专业学生播同时学3 年俐琴副课和6 年乐理课及乐队课。到高中阶段还设t 了“音乐欣赏”、“民间音乐”及指挥、声乐等选修课程，使民乐学生合乎专业化，脱离民间艺人的历史模式，为表演团体输送了受过现代正规音乐教育的人才。当年附中的学生现有很多已经成为优秀的演奏家和骨干中坚，他们的技艺和知识库存仍发挥粉久远的作用并推动粉民乐事业的发展。
教材的多样性
在王先生初到附中的5o 年代。民乐各专业的教材仍处于分散和随意性较大的初级阶段。尽快编制一套较完整而科学的各专业教材成了他心中之重。特别是二胡教材。他曾对当初年少的我们多次说过：“人说千日琵琶百日箫，讨饭二胡一黄昏，这是因为过去二胡还没有完整的全套教材，而要教好、学好二胡。有了好教材，就不是一黄昏的事了。也不会再去讨饭了。”
他牢牢抓住了1961 年全国二胡教材会议的契机，积极投入，并带，年少的阂惠芬到各方名师、代表处去交流。去学习取经，逐渐广收了东西南北各地各派的许多新曲目、新手法，完替了附中的教学大纲，使附中学生在6 年里能较全面地掌握各种风格和手法。他还随时吸收包括学生们所能提供的新曲目。如郑豪南的《 好江南》 、刘树乘的《 丰收序歌》。等等。这与他乘承陆修棠先生演奏、创作并举的好传统是分不开的。他于5o 年代初便在火热的生活撅泉中以江甫音乐素材创作并演奏了《丰收》 和《 田野小曲》 ，改编、移植了昆曲音乐《 朝元歌》 。
这一艺术荃因又传递到阂惠芬、周维等学生身上。阂惠芬创作、改编了一大批二胡曲，如《 洪湖随想》 、《宝玉哭灵》 、《 逍遥津》 、《 昭君出塞》 。周维创作了《 菊萄熟了》 。王永德更是秉承师业。任民乐系主任工作。自己动手创作及收编了大t 教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大大丰富、充实了二胡的教材和演奏曲目。在王先生所编制的教材中还有将小提琴、大提琴的各种音阶、练习曲及各种节赛型、弓法借鉴到二胡教材中，使二胡训练更科学化。揉弦方法上使提琴合理的揉弦二胡化，使学生练就合群性的音色，为乐队弦乐声部提供了音色、音质的良好羞础。
可借的是1966 年后的文革一把火，民乐科一整套的教材被付之一炬或当作“废纸”卖了。每念及此。王先生总隐痛难消。可喜的是，王先生的这一种敬业精神被保存在学生的心中流传了下去。真谓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山之石可攻玉
“大道容人，立山积卑而为高。宽厚载物，江海混合深其广。——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王先生一贯的作风。唯我独薄，夜郎自大，是民乐界稍小有名气、地位便极易染犯的虚妄症，轻则无视他人，盆者丑化、排斥别人。庆幸的是当年主持民乐科工作的王先生。却是个惫眼伯乐，是个“肯千金买马骨”的大度之人。6o 年初，刘德海的思师― 大名角燕的浦东派琵琶一代宗师林正城教授因被“加冕”为右派，失业落泊在家，极为艰难。为加强附中琵琶师资力t ，王先生竟不顾可能为自己日后埋下祸根，把林教投请进了附中任教。这既提高了教学质t ，又从情义上帮助了一位落泊贤士的生计。这一切当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文革中王先生的一大罪名。在6o 年代极左紧张氛围下的文艺界，世态炎凉，人人自危。王先生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的高尚品格不音是人生荒岭中的固然足声。
王乙先生是位从学习教育到终身从事教育、以教育为己任的难得专才，这样就有了将几十年时光化为宝贵教学体系的可能。作为教师，工作业绩往往以育才出人为检验标准。他又是以什么施教方针，教出了什么样的学生呢？
在中国。大凡属于民族民间艺术门类、流派是种特有的现象，它是艺术摘传的一种“克隆”产物，力图使后人能在其传人身上领略到前人的艺术成就和风范。但“流派”一且成了教师追求的唯人企盼，这必然会走入误区，出现艺术上的同宗结亲。使其逐渐弱化它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路子袍鱿目睡窄。王先生可贵在他没有企图变制出一个个小王乙。而是因材施教。他的学生各有所长，而且分门别类。各放异彩，有演奏型，有教学型。同是独奏型中，也风格、特点各异。这是与他在长期教学中仔细探察学生心理特点、生理机能特点而t 材施教分不开的。他犹如一个高明的地质学家，把每个学生身上的矿藏探明开出，以期高产、优产。所以，他的学生中有独奏精英、乐团乐队干才、教学专家。为此，他在教学上是十分民主化、启蒙化的，力图营造一种尚佳的教学相长氛囤。他总是在乐曲练习、处理上先问学生的想法，而后才加以帮助分析、加以引导、指导。做到知己知彼。在技术上，他强调表达音乐，佳释内涵。在参赛的学生选定曲目上，他更是费尽思t 。例如他为17 岁参赛的女学生阂惠芬参赛时，独具匠。合地定下自选曲为《春晚花开》 ，使少女的阂惠芬从年龄、性别上都天然而又准确地表现了乐曲的音乐形象，也其定了阂惠芬给评委留下“她的演奏有音乐”的极好评价和艺术定位。为了学生的演奏上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先生热心投入乐器的改良，包括二胡码子的材料到造型研究。而今各乐器厂、乐器店出售，又为广大演奏者采用的码子，就是王先生当年研制的成果。
他曾当众坦言，曾有人评说：“王乙左手不错，右手不行。”他听进了逆耳的忠言，非但自身改进，从此他在教学中强化对学生的右手弓法、弓力训练。并提高到右手是二胡及弦乐器表达音乐的主导，力戒演奏上左手花哨沉缅于雕虫小技的现象。所以，以阂惠芬为代表的学生们右手运弓所展现出的大气磅礴、变化多端、跌宕起伏。皆得益于王先生的相反相成的教育思想，使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没有把师道葬严外化、异化。而无形盆息了清新明智的教学空气，而是不怕揭短。不去护短。这往往又是当教师会难以避免的通病。王先生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教学体系上有很多科学性、艺术性和规律性的宝贵东西值得人们静心探究。伟大的成功总是悄然而至。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感慨地写遭：“人们只有到了傍晚。才会发现白夭是多么光辉灿烂。”王先生就是一个人生有过光辉灿烂白夭的平凡教师。他以毕生精力不懈地向社会传递粉中国高雅的二胡文化，传递着高尚的师德和人格光芒。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慈祥的长者和宽厚的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