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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拙《琴书》说：“唐贤所重惟张雷之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这句话放在当下也是十分合适的，不过由于时间原因，唐琴已是不可多得，何况张雷之琴，故可称为，今贤所重亦在唐宋之琴。
其实对于传世唐琴的认识，无论是前辈古琴大家，还是当今的琴人，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以大琴学家杨时百来说，他在一九一一年写的《琴粹》时说：“读欧阳修三琴记，唐琴在北宋时已不多得，况更历千年乎，宜乎今日唐琴如凤毛麟角也。”八年后写《琴余漫录》说：“予向以为唐琴如凤毛麟角，今乃知并不罕见。”又过年在《藏琴录序》中说：“今天大唐琴多矣！然求其音韵全美无少疵累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在十四年间他对唐琴遗存的认识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是鉴定方法使然。从他论著中可知道，他鉴定古琴一个是凭声音木质，一个是凭腹款提跋，这两者结合好了，有时可以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比如他对佛诗梦藏的“九霄环佩”是定为唐物无疑，并明确表示十年不得九霄环佩为恨。
他在《藏琴录》中讲“玉振”印时说：“独幽池也内刻太和丁未，大圣遗音刻至德丙申，飞泉外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的论点就是十分正确的。这几张琴确是唐朝的制作，然而《藏琴录》中所记唐琴有的根据腹款铭刻定的，有的凭声音木质定的，就完全错了。
其后的琴家也发现九霄环佩和三件鸿宝与其它唐款之琴确有不同，于是又提出宫琴野斫之议，鸿宝与九霄环佩之类的为宫琴，其余为野斫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
在发现鸿宝中的至德丙申款琴为中唐器，太和丁未款琴为晚唐器，晚唐之作不及中唐浑厚，九霄环佩比中唐浑厚，应是盛唐之作。并有鸿宝中的贞观二年印，系后刻，腹中无款字，琴背池之两旁有原刻篆书铭文三十二字中，有“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通幽情”之句，显然不是皇家琴上所宜有，而至德丙申四字款琴的铭文为“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比之前者铭文显然是两种气象。
可见有四字腹款者为宫琴，不有腹款当系野斫。据唐人记载，“明皇返蜀，诏雷俨待诏襄阳”雷俨以制琴为业，出自一人之手的琴必有共同风格，其不同只是为皇家所作与待价而沽之别而矣。于是在一九七八年琴学丛书中肯定的这四张唐琴就成为盛唐、中唐、晚唐的标准器，同时也是雷氏琴中宫琴野斫的典型，根据这个典型，计发现盛唐琴二张，中唐琴六张，晚唐琴七、八张，其虽宫琴四张，野斫十二张。雷氏琴十二张，非雷氏琴四张。
当然唐代斫琴名家并不会只有上述八家，而最有名的是吴蜀四人，就以吴之张越来说，文献记载只见到三条，一是“材分短小”，二是“形如简瓦”，三是“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
此外还有什么，就以这三条对照传世古琴中，至今还没有发现的一件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当年欧阳修所藏的三张唐琴，是雷氏，张越、娄则之作，都是凭款字，今天没有一张具有唐琴的时代风格，又有张越腹款或与文献所记的三点相合的琴，研究工作只能根据文献与实物，而不能从愿望出发，鉴定文物要根据标准器对比，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据唐朝人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雷氏自家评价说：“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出正音”。唐朝人说：“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制成之初即响亮激越，五百年后会不会向空虚发展？是否由于声音变化而逐渐不受重视于人，郭、张、沈、冯、娄、李及三慧大师之作，皆不可见，独有雷琴流传于世也是不可能的，不过雷琴以外的四张琴未有一件与张琴三项特点相合者。
民国有说法称：非老琴不弹。唐宋琴固然好，可是如今学琴的人越来越多，而老琴越来越少且越来越贵，如按照这个说法，大家都不用弹琴了。其实只要琴材好做工精，新琴也照样弹。毕竟，张雷之琴在当时，也是新琴，难道就要放个三五百年才拿出来给世人弹？这是没有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