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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哲学从古代鬼神观念及意志天的崇仰，渐渐转化发展出一系列自然哲学的概念，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所接受认同，并各取所需加以提炼，建构成各家的哲理系统。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先秦哲学不同学派所共用的理论方法，普遍弥漫于自然现象及社会人事的理论中，它们长期为中国哲学、科学、社会乃至文化艺术的基本范畴，在潜移默化之间，渗透到医学科学、音乐美学之中。乐医是我国两种早熟的文明，几乎同步形成，其思维亦型构相同，其中共用的概念不止为后世医家与乐家所继承，实践层面上亦不断应用，长远影响民族的体格与气质。下文就道、气、自然、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概念考察乐、医二种理论的亲缘关系，及其融合成就别具民族特色的养生理论。
先秦哲理中深刻影响医理的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天人同构（相应、相参）特色的整体思维，主导中医方法取向。春秋之后“天道远、人道迩”观念普及，人们进一步远离命定论意味的意志天，认取自然规律为主的天道。老庄天人合一，主张顺应。荀子主天人有分，但不主张道家式的因任自然，提倡积极地“制天命而用之”。《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一人之身，此之谓大同”思想界的进步的自然观念，促进晚周医学理论的发展。人体犹大自然中之小宇宙，天地四时运作与人生命变化相应，故当以适应自然秩序及创造合适条件为生存原则。作为研究人体健康的生命科学，医家认为人乃自然之一环，大自然既为一整体，人体之五脏六腑、经络血脉等亦是有机运作的整体。
其二，气、阴阳、五行等自然概念范畴，组成医学原理的基本内容。
气为古代哲学中表示物质存基本观念，由最早指气象之气，发展与生命联系，指人生命的本质。《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庄子·知北游》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人禀气而生、气之异变出现疾病、气散则死，此气化原理的生命解释，到战国已普遍为人所接纳。气之分阴阳，二者对立互动形成万象，老庄易传于此多有说明。阴阳理论至晚周大行，邹衍以善谈变化消息著称，将阴阳与由“五行相胜”观念为基础推出“五德终始”，综合杂说而成一套解说政治历史的理论，后为汉儒所吸纳，筑构成董仲舒的宇宙观，亦为我国自然科学哲学的主要架构。
就在先秦哲理思想指导和丰富的医疗经验总结下，《黄帝内经》所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主要继承春秋战国共用自然概念，如《素问》：“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除了系统地解释人体生理、病理、断证、治疗等问题之外，养生预防方面累积丰富经验，也系统地整理成理论，首要重视“未病先防”原则，谓“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预防方法主要在加强体质水平，正气充盛，邪气不侵，正气内虚，阴阳不调，则邪气作用造成病变。内经说养生，注意起居饮食有常、劳逸有节，明显吸收了道家中清虚无欲的精神修养理论，注重心理健康，认为调摄精神，情志不失，正气充盛，可避免生理出现病变。
《素问·上古天真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素问· 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素问》所提出的健康基本准则，在乎生理与心理整体的平衡，谓“内外和调，邪不能害”
又《平人气象论》（中和）“平人者不病也”。天地之“和”，指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亦谓 “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天人同应，医学中所说身心内外“平”“和”的健康标准，是在生命科学层面上呼应大宇宙的规律，故由老庄至内经，所谓恬淡虚无、调摄精神的主张，都是效天地，法自然的思维方法。
天道规律覆盖人道领域，自然法则通于治道、医理与文艺。所以在天人同构的思维指导下，先秦君主之治天下、医家之治病养生，对情欲分配节导等问题的理解与管理原则也是不约而同的。《吕氏春秋·情欲》
“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
《左传》记医和为晋侯诊疾时发表如下理论：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左传》昭公元年。
医家养生依从“平和”的指标，内守精神使冲淡，外节声色滋味使情欲不过，先秦以前已积累相当丰富经验。如《吕氏春秋》：
“耳虽欲声，目虽欲色……害于生则止……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贵生》
“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毕数之务在乎去害……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尽数》
所谓贵生知本，不外依自然规律养和守神，合度地管理情志和欲望，可享天年。
先秦音乐理论的结构机理与医理相同。周代以礼乐治天下，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并为先秦文明之表征。西周盛世，礼乐的措施全面贯彻于整个统治机制。东周礼崩乐坏，诸子对乐的价值有所质疑，墨道为甚。唯儒家积极为礼乐理论作补充整理，至晚周高度成熟。如由荀子乐论、礼记乐记所见，其理论结构与同时代的天人相应同调。于人道层面，乐既通于治道，亦与医家治身思维原则一致，并已出现完备的音乐养生功能理论。
《荀子·乐论》：“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自此荀子为儒家以诗乐观风俗、成教化的文艺功能论定下基调，并支配了整个中国文艺正统的方向。音乐，作为情志的产物，是欲望需求的一种，故人不能无乐。音乐与快乐同训，在解义上已说明音乐为人带来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愉悦作用，是正面的。这种音乐的取态固然利于推动音乐社会的功能，对于肯定音乐养生治疗的意义更为积极。
《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治国者根据人的天性推广音乐，既满足百姓感情需要，又完成对人民的教化，引导风俗向正常发展，此伦理上的功能。“和”，作为音乐重要的审美特质，它与天地一样和协，又能调畅人的情志，使“血气和平”，正合医家调摄精神、使“内外和谐，邪不能害”养生的原理，此医学上功能。《史记·乐书》更加附合五行理论，谓五音之作动调协，使五脏和正：“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
总之，“乐和”的观念与天地人伦的理论是一体同构的。
大抵汉以前的乐论，都继承先秦儒家的观点，重视音乐的教育和管理，以发挥它政治、教化、娱乐等社会方面的功能，至于个人健康方面则渗浸儒道、综合杂说，就修身养和原则发挥它养生功能。魏晋以后，情况有较大幅度的发展，先是社会巨变，文人面临沉重政治压力，保存性命、追求个性的意识特强；儒经不再主导思潮，庄老易学登场，道家尊重个体价值的自然观，促使六朝走向文艺自觉，加上医学的长足发达，养生延年的意识已高涨到历史的新水平。这时音乐和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一步有所融合，文士有意识地将音乐与养生联系，并且融注到生活之中，成为他们个性生命中重要部份。其中古琴尤为文士所钟爱，魏晋嵇康父子、阮籍、阮瑀、阮咸父子均善鼓琴。魏晋以后，古琴除了保留儒家特色的修德教化功能论之外，渲导郁结、愉悦情志、自我调适的心理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值得我们注意是这些士人的认识，并不停留在传统医学文化理论层面，而是在生命上有真实体会，古琴养生因而在实践层面得到大量开发。
古琴“中正和平”、“清微淡远”的审美趣味，特得文人喜爱，传承三千年未曾间断，历代文士、琴人留下的诗文纪实，纪录了珍贵的音乐治疗经验。《吕氏春秋·适音》：“……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以上可能是最古老的音乐治疗纪录。魏晋以后文人留下的纪录远较此为详尽，都为真实例案。孙登以琴遁隐，阮籍借琴酒以忘世，嵇康临刑，顾日影奏广陵散，连不精于音乐的陶渊明，亦经常在诗作之中提及琴，谓“乐琴书以消忧”、“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见魏晋以后，琴除了音乐艺术上本身的价值外，医疗价值得大开发。消极地说，它是失意士人安慰精神、治疗创痛，发挥了它的精神治疗功能。积极方面，养生效能亦大受推广。
嵇康《答难养生论》：“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岂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养神之一征也。”
又嵇康《养生论》集中发挥老庄清虚无为养生观，琴音有宁神静心作用：“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内无情欲之惑，外有声音之助，不论从理念或从经验上说，琴音淡泊之有益于养生，乃是儒道与医家的共同认识。文士之外，又有服食导引之士、唐宋之后的僧家，陆逐加入琴人行列，古琴又被引用到与仙家吐纳、佛家默坐静修之中，古琴成为各家共许的修身手段，养生的功能受到普遍肯定。
以下是唐宋两则治疗例案。
白居易好音律，作了大量咏琴诗，晚年得风疾，惟爱听琴音。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已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好听琴》
“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泄泄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五弦弹》
宋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其中之一是琴。在《送杨置序》谈到他年青时不得意，幽忧不平，患上情绪病，后来学弹琴，用音乐抚平心绪：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愉然不知疾之在其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郁，写其忧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予友杨君…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多作琴说以赠其行，……”（一作送杨二赴剑序）《欧阳文忠集》
爱好古琴的人，病中听琴，固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然医家注意治于未病，所以古琴摄生练神养气的防病养生作用，比较治病功能更为基本。长期以来，古琴著述中常指出古琴能养生的事实，间中出现少数仙家惯见的神化想像，一般来说，并没有过度夸大，而是更多从整体角度讨论问题。举例说，古琴固然有助益治疗之功而不是万应灵方，任何人对于艺术接受的程度和利用它调心养生的功效，不是单一的现象，而是要诸方面条件，包括社会心理、文化环境、教育素质与个人音乐修养等相互配合。其实《乐记》早已相当全面触及这些问题：“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此义近于庄子所谓“聋者无以语乎钟鼓之声”，而论述较周圆。所有艺术必要经过薰陶，对于全无音乐兴趣的人，古琴不可能是即时的特效药，除非官能有缺陷，音乐的感受可以培养，浸淫日久，自有调节身心的功效。
古代自然结构理论的生命力极强，延展数千年不败。古琴与医家二种门类，不但结构内在相互关连，且具有极久远的继承性。我们看七十年前胡滋甫发表的《琴心说》一文谓：“闻宫音则意凝，意凝则脾静，脾静无思。闻商则魄静，魄静则肺宁，肺宁无言。闻角音则魂藏，魂藏肝平，肝平无逐。闻征音则神清，神清则心安，心安无观。闻羽音则精涵，精涵则肾澄，肾澄无忧。”
黄濂的《舍不舍斋琴说》则谓：“窦公……邱公明……皆琴人长寿之证也。其理之深奥如史记所言，不足以知之矣，其显而易见者，即琴能消忧，次则弹琴必调气，气调则呼吸均平而导引之始也。”
其他近代琴学载录，或述鼓琴操弄时两手按泛指法与血脉经络流通原理，弹奏时节拍缓急与呼吸调节与养生的关系等。总之，古琴养生理论中，五行、五音、五脏的结构排列、相生相克的循环原理，思维方法完全参照古人理论，引伸、联系、重覆变调常有之，全面拆卸旧有、重新筑构理论则无， 传统琴论更多正视事实，著眼于总结弹琴的具体经验，或就琴人“平和”“闲逸”的生命情态作整体的观察。
如清代《五知斋琴谱》：“琴之为器……其声正，其气和，其形小，其义大，如得其旨趣，则能感物。志躁者，感之以静，志静者，感之以和。和平其心，忧乐不能入，任之以天真，明其真，而返照动寂，则生死不能累”
琴书中类此典型的综合陈述屡见，大致强调心志对身体的主导作用，养心守神可保元气以调控身体、维持平衡，重视身心整体的有机变化，少就局部问题作技术性的验证，甚至对经验现象的表述方式，长期以来似无重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