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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较注重精神自由和文化品位的追求，但不少士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或因对社会现实不满，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既不能实现政治报负又不甘心就此沉沦，自暴自弃，于是只好寻找生活中的乐趣，琴棋书画是最能代表士人特殊文化素质的生活方式，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在士人生活中抚琴听曲是美妙的精神享受，也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悠扬的琴声能把人带入神奇美好的意境，使得精神世界得到升华。桓谭在《新论》中说：“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宋代朱长文说，“天地之和，其先于乐。乐之趣，莫过于琴”。（《琴史》）琴成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古琴最早创制于周代，据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其后关于古琴的创制者说法不一，其中有伏羲、神农、舜、炎帝等，虽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史料中的制琴者都是古之圣贤者。“古之圣王是以‘德’作为其人格生命的表征，但这并不意昧着圣王同时也是音乐家，换言之，这里也就显露出一个重要的契机，古琴应该不只是一种乐器，它的价值也不在于演奏，而是在于作为修身养性，进而教化天下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意义，而这也就是何以远古传说的创制者古代圣王被推为古琴的创制者的缘故”。
古琴音乐的确能够制造恬和的心境，它的声音“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灌灭而不闻，平和、中正、舒适、悠闲，合于中和之道”，所以“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桓潭《新论·琴道》）早期的古琴并非士的专利品，但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后，琴与士的关系使得到确认。魏晋以后，琴逐渐脱离民间，成为主要流行于士及上层社会的乐器。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琴家或是好琴之人都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想对现实有作为的庄子，为无数隐士开辟了一条“隐心”的道路，他认为“鼓琴足以自娱”。嵇康、阮籍等竹林隐士，都是善琴之士，田园隐士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渊明传》）。做中隐的白居易酷爱音乐，善弹琴，他在《好听琴》之中写到：“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本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甚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几度遭贬的王维，过着参禅悟佛，亦官亦隐的生活，与好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不论真隐、假隐、时隐、心隐，隐士们都不忘“手挥五弦”。
的确，中国古代文人集“琴、棋、书、画”于一身，审美理想要求古雅、含蓄与个人内心的自省，要求符合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协调与中庸，而隐士史文人申的特殊群体，在保持士的总体人格上的自尊的同时，还要具有自傲、自由、自我的独立人格，并通过隐逸将自己与俗辈区别开来。可何者为雅，何者为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人物的观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士人阶层认为，官场为俗而隐逸为雅，正如陶渊明所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他们或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需要在这对矛盾中找到心理上的平衡点，就要借助一定形式来抚籍心灵，抚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因为琴“具天地之元气，养申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不别有会心耳”，“琴具十二音律之全，之准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下，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对物情也。”使人可“性然自怡，处穷独而不闷”，最后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
其次，古琴音乐中宣扬儒家的等级尊卑观念，无论是仕中藏隐者还是隐申藏仕者，都是乐于接受的。“大弦者，君也；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工武王加而弦，合君臣思也。宫为君，商为民，徽为事羽为物。”（《琴操·序首》蔡邑）。一弦为君，二弦为臣，三弦为民，四弦为事，其申-弦于琴等于君王于国，君权无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二弦、三弦中己包括了两方面的尊卑观在内，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确定，即“礼”，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各级人的登记确定，即官与民，富与穷的地位划分，这符合士人们的观点。
再次，古琴大量琴曲中都表现山水诗意之境，使得有着隐逸情结的士人们，无论处于何处，都能通过弹琴体味山林之乐。如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蜀僧抱绿绚，西下娥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兀重。”其实山水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与中国人有着特别的关系——人以自然依赖远大于对它的征服，对它的顺应也远大于对它的改造，这便成了中国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人以自然为友，努力亲近自然，保持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互相支撑、互相依存，而不是西方那样是对立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等命题即由此而来，在早期的《流水》中通过对流水的形成过程（由涓涓细流到积成深潭到汹涌入江）的描绘，象征一种精神，一种人格或人的成长过程（童年的天真，青年的求学与磨练，中午的成熟），这使抚琴者产生一种万物某合、浑然无间的感受，只要心灵-接触到自然就会发生共鸣，将一片自然风光转化为一片心境，一种感悟这完全是隐者遥远高洁，遗在独立的心境意蕴的表述。
第四，古琴“平心”。儒家强调以琴养心之正，除去心中浮暴不平之气，使之归于平和，如范仲淹说“清静平和性与琴会”，欧阳修说“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苏轼说“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平心”，在专制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士人们所捍卫的“道”是无法实现的，官场上的失意者或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不合作者，心中无比的疾愤，却无处倾诉。“今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悬珍奇，积百谷，并包有土，德泽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琴操》），如嵇康、阮籍二人生活不在“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魏晋时期，他们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论是对集权制度的最大怀疑和否定。他们无法公开表露，寄于诗文，又恐落人口实，只得隐没在琴曲申，他们选择“隐”的方式栖身于丘壑，在园林山水申抚琴自娱，寄托自己的忧愤和情思，来“散不平之气”、“洗不平之心”。
第五，古琴的美学思想受道家影响颇深，隐士大都信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追求清虚、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养性，力图摆脱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琐，这无疑又使古琴与隐逸走到了一起。而且道家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通过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可以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对修炼者来说，首先要“去物欲，简尘事”。就是除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利的奢望，道家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物质利益，势必会劳神伤身。古琴申要求敦厚、淡泊，正是符合这种清静无为，淡泊明志的道家思想，其实笔者认为在此之中，也包含了隐者对政治灰心后的无奈，意在使自身不再受名利无所累。在这里又有必要说到古代君王抚琴的情况，来区别与隐士抚琴。君王抚琴不是为隐逸，“古之圣明帝王所以正心修身说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诚一堂琴谈·集论》），最多不过是在处理繁忙政务之后，娱情养性的一种行为；他们更多看中的可能是道家可以达到的 “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养生功能，用古琴宣扬的君权至上和标榜盛世的功能来炫耀政绩可能是他们的初衷。有称琴长三尺六寸半等于一年365日，琴徽十三个为一年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琴弦定音宫商角羽等于金木水火土等。可以认为这一象征是包含了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太民安这一“盛世”的意思在内。当然皇帝本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还是诗人、艺术家，他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文人大致相同，所以君王抚琴也非偶然。
文人隐逸对古琴音乐的影响
观以上种种，隐逸文人与古琴关系亲密可见一斑，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使隐逸的思想渗透到了古琴研究中，在古琴音乐的题材、风格美学思想等方面，都能看到隐逸的影子，足见隐逸文人对古琴音乐影响之深。
首先，创造的琴曲题材大都来源于隐逸生活，如“山水母题”、“渔樵母题”。从《高山流水》开始，山水之作便层出不穷，《潇湘水云》、《泛沧浪》、《大浪淘沙》等等，还有“渔樵”题材的《渔樵问答》、《渔舟唱晚》、《欸乃》等等，以及描写尘世外自在生活情趣的作品如《游春》、《幽居》、《归耕操》等，这之中表现了隐逸者对自然地向往和亲近之情。“士人文人由于生活和职业的高度文明化，使得他们越来越远的离开自然，也难以与大自然达成浑然无间的关系。”只有通过隐逸这条途径，哪怕只是精神上的“心隐”，才能使自己复归自然，追求身心全然回到自然，才得到人性回归，得到对仕隐情结的解脱。
其次，古琴演奏手势中对自然界的模仿，也来自于隐逸生活中对大自然的细微观察。手势是通过人对自然的直觉和感觉所获得的一种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并将其结合的产物。古琴的手势分左右两手，如左手的手势有秋鹊凌风势、采凤衔书式，仓龙入海式、文豹抱物式、粉蝶浮花式、幽禽栖木式、空谷传声式等等，右手手势有风惊鹤舞式、宾雁衔芦式、饥鸟啄雪式、游鱼摆尾式等等。
手势是通过对自然的直觉和感觉过程所产生的主观意识与自然的契合，它体现着超越自然物像的造型而瞬间流动的美。它居于一种宁静和谐的气氛，并利用自然力度的大小、速度的快慢、声音的远近、动作的虚实等创造出一种生命力，一种立体感。因此，视之如自然之势，奏之显自然之质。手势之象是在体悟中的取自然之象。
再次，隐士们脱离了官场，或是心离了官场，俗务少了，便有更多时间从事古琴研究活动，于是就有了古琴完善的记谱法、丰富的作品、系统的演奏理论、美学思想等，如稽康的《琴赋》、《广陵散》;阮籍的《酒狂》;明代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硅现存年代最早的重要琴曲谱，对于研究隋唐宋元的琴曲艺术有重要价值;明代皇族中的另一位音乐家朱载土育一生致力于律学方面的研究，并创造了“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为世界之首创；明末清初的虞山派琴家徐上瀛本是“志存经世”，一心报国，但多次考举末中，于是“以琴隐，遂更名”，著有著名的《溪山琴况》。这使得古琴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四，由于隐士的加入使得古琴艺术中渗入了隐士的观念，也因此限制了古琴音乐的发展。隐士们将古琴作为教化、修身的工具，重意不重音，“琴到无人听时工”，不追求艺术的发展，而只是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使得古琴美学思想重德轻情，出现了“于是有烦手淫声，……君子弗听也”的情况。加之古琴被奉为雅器，为君子专有，限制了它的演奏群，这种忽视人的需求，忽视古琴音乐的艺术性限制了古琴音乐的多元化发展。隐士们把古琴作为涵养性情的工具，其曲目多位自弹自听的独奏曲，这种非大众化的本性也影响了它的普及。隐士们“任性自然”的作风体现在琴曲的节奏上，各人演绎，都不相同，使得琴曲不易流传。古琴所追求的“大音希声”、“弦外之音”，难以为大众所接受，从而使古琴音乐逐渐远了民众，到了“曲高和寡”的境地。
第五，隐士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产物，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可以让隐士们维持与世隔绝生活的基本需要，所以隐士们大都带有封闭性、保守性，维护旧统否定创新，抗争性不强。这反映在古琴的美学思想中的“禁”，禁止不平和的“烦手淫声”；禁止有情之声，要始终保持平和之心，这些“禁”都使古琴音乐成了封建礼教的捍卫者。著名琴曲《广陵散》，由于乐曲描绘了聂政为父刺杀韩王的故事，加之嵇康临刑前弹奏此曲的壮举为历代琴人所推崇，但这样的曲调却为君权达官难容，屡遭儒家文人、琴家的攻击和责难。唐代琴人孙希裕擅弹《广陵散》，但决不传其他琴家并烧毁琴谱，有言道：“吾不欲传者，为伤国体也”，隐士们始终是士大夫，他们对权威的抗争是有限的，对权利的鄙视也是无奈的，甚至连宣泄自己的情感都不敢，再多的愤满，再多的不平，也只能在“轻、微、淡、远”的琴曲中去消磨，而不会起来反抗。
第六，隐士们是儒道两教的矛盾综合体，这使得古琴美学思想中既有儒家的“禁”，又有道家的“声韵皆有所主”，即乐声由人的内心来主宰。儒家认为“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送杨置序》欧阳修），以此禁人欲，儒家思想对于古琴昔乐是重德轻艺、重道轻欲；而道家则指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心也”，“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舒缓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积极要求书法个人内心的情感。弹奏古琴之前一些繁琐的准备，如焚香沐浴，宽衣等等十分讲究，议案要求弹奏的环境，有“五不贪”等诸多禁忌，这些都带有儒家“禁”的思想，二演奏古琴时又讲究即兴式的自由发挥，演奏者不将自己拘泥于书谱之上，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它加以改动，这又充分显示了道家“任性自然”的风格。儒道两家在士人心中的位置，好象在一杆天平的两端，或是儒重而道轻;或是道重而儒轻。这似乎能给隐士们的隐逸性质一个准确的说法了：真隐者心中道义彰；假隐者心申儒教彰，而大部分隐士都是儒道两者在心中摇摆不定的时隐者和心隐者。
结论
隐士是精神与文化时“贵族”，他们有才华，更有信仰，那便是“道”。“道”的实质是不屈势，不为物役，追求自尊与自由。每当社会无道，高洁之士总是远离政治，绝不屈身于势力之下，而满腹经纶，一身才识，不为所用，也必然伍使他们走向“出世”、“独善”。多才与守道是导致隐士疏离政治的内在基因。大多数隐士在隐逸之路上都表现出“视富贵如浮云”，知命达理的性格特征，这显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尚谦让、行中庸、薄名利，鄙财富等特征的影响，但隐士的性格特征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隐士们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追求空灵玄妙，使得我们在中国传统艺术上都可以看到“隐”的气质：书法中的“法象天地”；音乐中的抽象深邃；绘画中的写意、留白；雕刻中的自然传神等等。在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特有的“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等都无不显示出隐士们和谐、高雅、清朗的审美意识，所以有人说“隐士是中国文化幕后的主角，隐士的性格是左右中国传统文化的潜流”。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应属儒释道三教，它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本质的一部分，它们与音乐文化的内在联系也正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古琴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的精髓，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几千年来，古琴与文人诞生了一种中国音乐特有的文明，古琴音乐特定的精神气质成于隐士们的代言，而古琴也被隐士们推上了“八音之首”的神圣地位，这影响着整个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方向。如古琴中很强的“自娱”功能，使得其他乐器的表演形式上也有了“自娱”的倾向，瑟、筝、阮、琵琶乃至二胡等，都常常做闲居独奏，遣兴抒怀，自娱自乐之用。由此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隐逸文化的把握，来追寻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古琴音乐自身告诉人们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些独特的个体情感表达方式，艺术思想及琴乐审美对于多层次、多方面、多视角地把握中国古代音乐中古琴音乐的美学特征，追寻古代隐士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有一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