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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藏琴录
成公亮
在山东民间，珍藏着不少古琴，大部分是明清时代制造的，也有宋琴甚至唐琴。这些古老的乐器，是山东地区灿烂的古代文化的物证。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齐鲁就已是音乐文化兴盛的地区之一。齐国的邹忌子、雍门周，鲁国的师襄子都是当时有名的弹琴家。隋末唐初，被尊为‘赵师’的著名琴家赵耶利也是山东曹县人。这些事实说明山东的古琴艺术，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清代和近现代琴艺活动的兴盛，又是今日山东藏琴较多用直接原因。
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了以曲阜孔子六十六世孙古琴家孔兴诱为中心的一大批琴人，其中见于记载的就有百人之多。近百年来，山东诸城县又形成了一个以王姓琴家为中心的古琴流派（后人称其为‘诸城派’或‘琅琊派’）。其中有被认为是这一琴派始祖的王作祯（宇心源）和王雩门（字冷泉）、最早进入我国近现代高等学府的第一位古琴教师王宾鲁（字燕卿）、青年时去日本学习西洋音乐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担任古乐导师的玉露（字心葵）。这一琴派对近代我国琴学有较大影响，它所特有的乐曲在全国琴界流传，直到今天。近百年来一代代琴人千方百计收买散落在各地的古琴，其中少数人的藏琴甚至多达十至二十床。又加上像王心葵这样的琴家还不断地制造出大量的新琴流传于世。这就是山东到今天还能在这些琴艺活动曾经兴盛过的地区如济南、青岛、诸城、潍坊、曲阜、郓城等地见到古琴的原因。
在山东，也有珍贵的唐琴被保存下来了。解放后，在山东昌潍地区发现了民间珍藏的唐代雷氏琴‘九霄环佩’（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者同名而异物），绛紫色，蛇腹断纹，金徽玛瑙轸，发青松透，背面有南宋左丞相周必大的题词。一九五六年古琴家查西先生为首的古琴采访小组来济南时见到此琴，认为我国唐琴虽有不少流传至今，但保存得如此完好的还很少见，此琴先后由潍坊市文物部门和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一九五八年调去北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另一张唐琴‘太古遗音’是济南古琴家詹澄秋先生（王心葵的入室弟子，一九七二年病故）在解放前所得，此琴为唐初贞观年间制造，两肩圆鼓，合成满月形，属少见的‘月琴’式样，色褐红，通体蛇腹龙鳞断纹，多处败漆欲离琴体，某些部件如岳山护轸等已残缺为后世所补加。解放前，为躲避一个嗜好古琴的权贵的勒索，詹先生曾携此琴去历城县南山一个村庄寄居年余，从而保住了这张唐琴。三年前经笔者介绍，‘太古遗音’等六琴由詹先生的后人出让于中央音乐学院。
宋代制造的‘玉涧鸣泉’琴是山东最著名的一张古琴，它是山东琴家王心葵先生生前钟爱的琴。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今虞琴刊》中曾对其作过详细的介绍，所以此琴亦为我国琴所熟知。宋代制琴，承袭唐琴的宽大形体，但琴面弧度较唐琴小，底平而不像唐琴那样微作仰瓦状，因此有‘唐园宋扁’之说。‘玉涧鸣泉’正是这样的宋代产物。此琴制作极为考究，使用了以珍珠、玛瑙、翡翠、金或银屑等材料调成的漆灰，即所谓八宝灰’涂身，色泽丰润古雅，‘斑驳陆离，五彩相宣’；其断纹多样，‘冰裂龟坼，蛇腹龙鳞兼而有之’，加上‘紫金为徽，白玉为轸’，更显得其高雅庄重。音质奇古透润，可说是琴中难得的珍品。然而，正是这个被王心葵先生视为生命的宝器，却在民国初年的一次兵乱中失盗了。同时失盗的还有金如来佛像等贵重财宝，王心葵先生事后独为‘玉涧鸣泉’出示悬赏，数月后仍未探得此琴消息，痛心得‘食寝几废’。后来，由一乡童发现此琴藏于一山寺高阁，并完好无损，心葵先生见后高兴得‘翻疑为梦，遂割腴田四十亩以酬之’。解放后，传闻‘玉润鸣泉’在一九六O年由王心葵先生的后人出让山东省艺术专科学校，十多年后又转让于山东省博物馆，可是现今省博物馆所藏有艺校转来的琴却并非‘玉涧鸣泉’而是‘玉润鸣泉’，说明此非王心葵先生之原物（琴腹内墨书亦模糊得无法辨认），这一多灾多难的珍宝至今流落何处，仍不得而知。
王心葵先生是个拥有数十床古琴的藏琴家。同时他又在家乡大量监制新琴。他曾‘志为斫琴千床，分赠琴友，以资提倡’，但积至二百四十多床时，心葵先生不幸早逝，虽壮志未酬，而二百四十多床新琴的制作确也可算近现代琴学的上大贡献了。他生前曾在其制作的新琴中慎选六床，在琴背刻以‘弟子王露敬献’六字赠奉曲阜孔府，均已不见。但现今他门人詹澄秋、李华萱的家中，还可以现到当年王心葵先生制作相赠的古琴。
王心葵先生的老师王心源一家数代弹琴，藏琴最多时达二十多床，可惜经过多次动乱兵整，传至解放时已所剩无几了。王心源曾监制过古琴二十多床，其中以用多块雷击木补缀制成的‘百衲’琴为最佳，由此可见王心葵之大量造琴，可能受到过老师的影响。
山东省博物馆藏琴十多床，其中以被认为是唐代制造的‘宝袭’琴最为引人注目，此琴与前面提到的‘太古遗音’琴同为‘月’式，但其圆月部位不在肩部而在当五、六徽处的琴翅上，腰部较细，线条微曲，整体造型甚为优美，与南宋田芝翁所辑琴书《太古遗音》（今见者明初朱权刻本，名《新刊太音大全》）中‘历代琴式’所示‘月’式琴图形特征完全一致。琴背为小蛇腹断，漆色有黑有红，顺随断纹纹理间隔有变，极为雅致动人，而琴面昏黑，断纹亦较背面稀少，似为后世拙工重漆之故。‘宝袭’二字刻划粗糙，近雁足处刻有玺印‘御书之宝’。圆形龙池内唯左上一字留有极少部份墨迹，其余墨书完全不见。此琴保存完好，仍能演奏，然音质平平。《山东画报》1983年 5月号曾刊登该琴照片，惜其将琴面漆色误印为棕红色，琴式误为‘师旷’式（恐因‘月’式琴系相传为师旷创制之故）。文字说明称此琴为‘传世唐琴’，但未详示其依据。
现今潍坊市，琴友田翔千同志原藏琴十张，十年浩劫中损失四张，现存六琴，其间两张最有价值，一张是宋琴‘空谷流泉’，早年为其外曾祖所赐，田得琴时该琴大部分原漆剥落而露出木坯，底面分离，实仅两块木板而已。在重修此琴铲除残漆时，发现琴背雁足间偏龙池处有字迹藏于表漆之里，铲除表漆，竟赫然见‘贾似道珍藏’五字，魏碑字体，由金箔镶贴，始知此为宋琴，贾似道是南宋宰相，正是戏曲中在半闭堂残暴斩杀李慧娘的奸臣，贾似道玩姬妾，也玩纸牌，斗蟋蟀，弹古琴。后世人涂漆将这个出名的大奸臣藏琴的记证盖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此琴由田翔千同志早年修复，并由其琴师孙名嘉先生（字仙坡，师承诸城王氏，故于一九四七年）写一短文刻于琴背，记述这张具有一定文史价值的古琴的由来。
田翔千同志的另一佳品为‘落花流水’琴。一九三八年、田家以五百洋的高价从一杨姓军官后人手中购得此琴。原琴主称此琴为唐代贞观十三年所制，但琴中并未刻写制作年代。原配岳山、龙龈所负弦痕微浅，琴背的‘落花流水’四字刀刻棱角亦较鲜明，无历经千年自然磨损痕迹。从其形体、断纹特征等看来，可能至早为元明产物，虽未必果系唐琴，但琴体之完好，音质之圆润，在演奏用琴中，已堪称上品。
山东省艺术专科学校（现改为山东省艺术学院）于1961年从民间收购古琴七床。前面提到的‘玉润鸣泉’等二琴已转让予山东省博物馆。所留五琴中有一‘丹凤’琴，似为我国造琴不多的清末或民国时期所制：连珠式，十三枚金徽突鼓，漆灰较薄。从其琴体结构，‘岳流’、‘纳音’的制作中均可看出这位近代斫琴者是熟悉琴制的内行（借其腹内未书姓名）。但是此琴于前年竟以十元轻价处理予私人，实为罕见之琴事！至今，该校存琴四床，其间质量优良者数‘寒泉落涧’琴，此琴为‘列子’式，金徽，漆色棕红，细流水断，腹内刻有楷书‘大明成化丁未钱塘惠熊斫’，应是南来之明琴。琴长三尺五寸五分，稍短于三尺六寸六分琴制，然肩宽五寸八分直削至焦尾宽仅三寸七分，琴体显得极为瘦小；体亦轻，连同弦、轸、雁足仅三斤三两，然其音量并不小于一般，音质松透，中准尤佳。此琴小巧玲戏，似属古人盘腿而弹的‘膝琴’。
明代是王公贵族和民间琴家大量造琴的时代，以致明代留世的古琴多于离现代更近的清代，更多于唐宋金元的遗琴。山东的藏琴也是以明琴为最多，其中往往有音质优良而具实用价值的佳品。青岛琴家张育瑾（八一年病故）和王凤襄同志（王心源之孙女）使用的益王琴‘一天秋’及笔者的张氏琴‘忘懮’都是明代造琴名手的作品，虽不具唐宋古琴珍贵的文物价值，但音质都在一般水平之上，且保存完整，极适于演奏之用。
詹澄秋先生除保存过一张唐琴‘太古遗音’外，一生收集过很多古琴，济南琴人或其门生用琴亦常经他手转让或赠送。他的琴大部分从古董店或趵突泉附近集市以轻价购得，直到他去世时，家中还剩十四床之多。另外，郓城的夏溥斋（字莲居，已故）藏琴颇丰，值得一提的是他抗战前自日本返国经大连时购得的‘猿啸青萝’琴，体大，貌奇古，近似连珠式，此琴既无 音又无木声，深得查阜西先生赞赏并称其为‘奇琴’。
十年浩劫，毁琴甚多。济南琴人高松如（詹澄秋之门人）原藏琴六床，其中最佳者为元代著名造琴家朱致远的作品，仲尼式，黑色，无名，音质及制作工艺均属上品，文革初期连同另外三琴俱被焚毁！现幸存者仅王心葵制黄色蕉叶琴等两床。
历年来笔者于山东各地所访之琴大都为‘文化大革命’劫余之物，亲见者总数不及五十，于条件能力所限，未见之琴及藏琴文献肯定不少，有待本省各地音乐、博物同好深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