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庵咒琴乐——明代
野 韵
普庵咒与琴乐
普庵咒之谱于琴上非常普遍。从明朝万历至民初共有四十多部古琴谱集刊载。由于有些琴谱或题为〈释谈章〉,或题为〈普庵咒〉;而谱式也各有差异。因此引起人们不少的猜疑。究竟它们是同名异曲?同曲异名?或异曲异名?其实,大部分琴谱集的〈释谈章〉或〈普庵咒〉皆源于普庵禅师咒语,是能伴配辞咒的琴歌。在近四百年的传习过程中,由历代琴人或加工,或缩减,或变奏,因而演变成今日三种普庵咒琴曲:可配以辞咒诵唱的廿一段〈释谈章〉;可配以辞咒诵唱的十三段〈普庵咒〉;以及纯器乐化的琴曲〈普庵咒〉。
这里须要厘清一个概念:琴曲〈释谈章〉的标题是源自普庵禅师咒语原题目:“普庵大德禅师释谈章”,所以大部分琴谱皆以此为名。至于琴谱上常出现的附注:“即普庵咒”,应该是指琴曲的内容,即附辞乃是普庵禅师咒语。并不是另有一曲题为“普庵咒”。
明代普庵咒琴乐
明代刊载普庵咒琴曲的谱集如〖表三〗。从〖表三〗可以观察到:
一、明代大部分琴曲都以“释谈章”为名,并附有辞咒。其中只有《松弦馆琴谱》题为“普庵咒”,而且把琴谱与辞咒分录。另《陶氏琴谱》题为“悉昙章”,实为“释谈章”音转。
二、各谱不论有无标示段落,都完全符合普庵禅师咒语的结构;即佛头、起咒、一回、二回、三回及佛尾。起咒又可细分为【咒首】和【咒身——合尾】两部;每回分六段,前五段是【回身——合尾】组合,第六段是【咒身——合尾】的重复。这里要注意,一个共同的【合尾】乐段把起咒和各回贯穿起来。
为了对普庵咒琴乐的来源有个彻底的了解,有必要把明朝万历至天启年间,几份较原始的谱本加以详细分析。这里选取了《三教同声》、《阳春堂琴谱》、《松弦馆琴谱》、《太音希声》、《伯牙心法》和《理性元雅》六部谱集所刊载的普庵咒琴谱,按咒语的结构分为段落,以各乐段的主要弹奏法和取音的徽分范围,制成〖表四〗。另将主要乐段的音乐主题制成〖谱三〗、〖谱四〗和〖谱五〗。(本文所据古琴谱本,除特别注明外,均以《琴曲集成》为本。)通过统一的对照比较,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一、起咒和各回各段的音乐,在旋律与节奏方面都很接近。(〖谱三〗以【咒身】、【合尾】和第一回的【回身】为例)各谱的不同点只在于指法的应用与取音徽分的差别。其中《三教同声》、《阳春堂琴谱》和《松弦馆琴谱》在段落间的变化不大,大都是重复再作。《太音希声》,《伯牙心法》和《理性元雅》则有明显的差别,泛音乐段的穿插,以及各段间取音徽分的移动。
二、佛头的音乐〖谱四〗,明显地存有两组不同的旋律:《三教同声》、《阳春堂琴谱》、《松弦馆琴谱》为一组,《太音希声》、《伯牙心法》、《理性元雅》成另一组。前组指法以勾剔为主,后组则全是撮奏。
三、佛尾部分〖谱五〗,旋律上《伯牙心法》和《理性元雅》基本一样,《太音希声》则在结尾句和前两谱相同。至于其他各谱就没有共同之处。在指法上,《三教同声》以勾剔为主,《阳春堂琴谱》前半部是撮奏,后半部改为泛音奏;其他各谱则全都是泛音奏。
四、依各谱的严密性与系统性观察:谱式是随时间的推移,从简单变为复杂;从松懈趋向严密;从随意转为刻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各谱是依两个系统传承发展的。
系统 1:《三教同声》…《阳春堂琴谱》…《松弦馆琴谱》
系统 2:《太音希声》… 《伯牙心法》… 《理性元雅》
这时期还有几部刊载普庵咒琴曲的琴谱:《乐仙琴谱》是和《伯牙心法》完全相同的。《陶氏琴谱》除了佛尾有些少差别外,也和《伯牙心法》相同。这三份谱可视为同一。《古音正宗》除了佛头旋律依据系统1,其主部却依系统2。尤其是佛尾完全和《伯牙心法》一样,无疑这是两个系统融合的开始。
《三教同声》与《太音希声》琴曲〈释谈章〉
《三教同声》谱前有时人郑邦福于明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写的序。言及纂辑者张德新“素精琴理,凡可持诵讽咏之者,悉能披之于丝。”这是肯定张德新有能力以琴伴配辞章的。同谱刊载的〈明德引〉和〈孔圣经〉,有同辞琴歌刊于杨表正撰的《重修真传琴谱》(万历乙酉年,公元1585),题为〈大学章句〉。两曲的辞完全相同,琴伴奏则各异。至于另一首〈清静经〉则不见于其他琴谱。由此看来,这几首琴曲出自张德新的可能性很大。就如序中所强调“欲联三教以同声,何其所志之弘也。”张德新是有目的地选取儒释道三家有代表性的辞章经咒谱之于琴,以昭于世的。
《太音希声》刊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由钱塘陈大斌编撰。陈大斌师承后期的浙派李水南(浙江德清人),弹琴五十多年。因陈大斌乃寒士,《太音希声》是由一班士绅资助刻印,书成已是晚年了。〖注七〗这是为什么明万历己酉年(公元1609),杨抡编印的《伯牙心法》所刊载的〈释谈章〉比之晚出的原因。
据陈大斌在〈释谈章〉谱前所作题解言明:“此曲乃李水南所作,始无此律,继缘崇德希周吕选君好佛老,令水南按律构音,未传于世。不佞受之久矣,自万历戊寅灾梨,以广其传。”万历戊寅即公元1578年,那么李水南当在之前创作〈释谈章〉的。李水南善作曲,尚有作品〈清夜闻钟〉、〈苍江夜雨〉等(据《太音希声》的〈圣贤流授曲操目录〉)。另《太音希声》亦刊载有李水南作的〈静夜谈玄〉。这是按道家经文敷衍而成的,按其题解,是在明嘉靖丙辰年(公元1556)创作。由此可知,李水南应当活动于明嘉靖万历年间。
看来李水南创作〈释谈章〉之说也是可信的,而其成曲的年代可能会比张德新更早。这之间是否有传承的关系呢?比较这两份谱,【佛头】与【佛尾】的明显差别已不在话下;而乐曲的本部虽然相近,但是在细节上差异就大了。尤其是谱式,时间上可能比较晚出的张德新谱反而比李水南谱更原始。这就不存在谁承袭谁的问题。相信这两首曲是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地创作出来的。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冒出来:为什么普庵咒传诵了近四百年,才突然在明朝万历这年代出现以琴伴配咒语的灵感,并引起众多琴人竞相传习?这是否存在某些外在因素?
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明代佛教的兴盛而使人们兴起以经咒入琴的风气。然而根据现存明代的琴谱集,有关佛教的琴曲,除了普庵咒琴乐外,似乎只有《太音希声》中的〈心经〉而已。反之,以琴伴和儒道经典就比较多了。在《三教同声》的序中,就有提到张德新以琴伴配普庵咒时的疑虑:“吾儒与道家者流,其习于琴久矣,乃佛氏以音声色相为邪道,则谈章之谱碍无悖于本旨乎。”这应该是当时一般琴人或士人的观念。这也证明张德新是为了“联三教以同声”才首次尝试以佛咒入琴的。
至于李水南作〈释谈章〉,亦非出于自己的本意。《太音希声》的题解就言明:“继缘崇德希周吕选君好佛老,令水南按律构音,未传于世。”他是受人所托,才把普庵咒谱于琴上,事后也不很重视。反而是由陈大斌学得后才传播开去。
福建南音〈普庵咒〉与普庵咒琴乐
说到‘外在因素’,就要重提第一章讨论过的福建南音〈普庵咒〉了。试把《三教同声》和《太音希声》两份〈释谈章〉乐谱和福建南音〈普庵咒〉乐谱放在一起〖谱六〗,它们的旋律是何其相似,可以说是相当一致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福建南音〈普庵咒〉产生的确切年代,但是从以下几点说明可以肯定它的出现必定早于普庵咒琴乐:
一、福建南音〈普庵咒〉的【佛头】与【佛尾】,没有音乐伴奏,在音乐的结构上比普庵咒琴乐原始。
二、福建南音〈普庵咒〉的题目和咒辞文字,是直接仿照寺院经咒的形式。
三、福建南音〈普庵咒〉的音乐素材是直接源自南音的‘寡北’滚门。
这也意味,从另一个角度看,普庵咒琴乐的主体音乐是来自福建南音;而【佛头】与【佛尾】的音乐则是由琴人后来加上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明代的普庵咒琴乐才出现了两个系统:即张德新作的《三教同声》〈释谈章〉系统和李水南作的《太音希声》〈释谈章〉系统。
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
一、崇德希周吕选君曾听过福建南音〈普庵咒〉,因而委托李水南在琴上奏出。李水南是浙江人,与福建为邻。他应该对南音不会陌生,就将福建南音〈普庵咒〉直接汲取,谱成琴曲〈释谈章〉。
二、张德新是新安人,属于安徽,去福建稍远。但是,序《三教同声》的郑邦福,当时是福建按察司副使;而直接传承《三教同声》〈释谈章〉的《阳春堂琴谱》撰辑人张大命,是家在福建建溪;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张德新也很可能活动于福建,从而接触过南音。所以,当他要谱《三教同声》时,就很自然地依据福建南音〈普庵咒〉敷衍成琴曲〈释谈章〉了。
小结
至此,我们可以对普庵禅师咒语之入乐作个简单的结论:前言中曾提过,普庵禅师咒语在长期的诵念中,因为它那流畅的音声与规整的节奏,是很动听的,很可能形成旋律。然而,从一部咒语的诵唱,转化为一个固定的音乐,尤其是器乐,则是很困难的。据胡耀著《佛教与音乐艺术》(天津人民出版社):“《普庵咒》的诵唱音调在不同寺院是不相同的。大致可分为南北二流:北派以山西五台山作代表;南派以江苏常州天宁寺为代表。二者的音调节奏等大相悬殊。”这就是很好的说明。
普庵禅师咒语从南宋开始,流传了将近四百年,到明朝嘉靖年间才有普庵咒音乐的出现。最初出现的,是福建南音《普庵咒》。这是有心人因它的规整结构而选取,配以南音‘寡北’滚门音乐而成。其动机是为了配合寺院佛诞的福建南音演奏活动,以增添一首有佛教内容的新曲目。后来,此曲风行于当时,并形成指套。
福建南音是一个典雅古朴的乐种,它的《普庵咒》更令人有庄严肃穆的感受,从而影响到琴人纷纷仿效,按弹于丝桐,谱于琴上。于是就产生了张德新和李水南两人的创作。动机还是宗教性的:张德新是为了谱‘三教同声’而选取它入琴;李水南则是受好佛道的吕选君所托,才谱之于琴的。后来,因为当时的地理环境的阻隔,从而形成了《三教同声》、《阳春堂琴谱》、《松弦馆琴谱》的传习系统;以及《太音希声》、《伯牙心法》、《理性元雅》另一个系统的传习。这种情况从万历一直延续至明末,两个系统才开始融汇起来。而到清初,统一的普庵咒琴曲才出现。